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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叔衡詩詞中的“大家”和“小家”

            發布日期: 2022-05-11 來源: 學習時報

            徐佳佳

              1876年,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出生于湖南省寧鄉市杓子沖。作為一名晚清秀才,他擁有較為深厚的文學功底,在詩詞創作方面有較多積累。從早期自發探索革命道路,到入黨之后積極開展工農運動、培養革命干部,并最終獻身蘇區,何叔衡革命生涯的每個重要階段,都始終堅守著對革命“大家”的一片赤誠和個人“小家”的以身作則,并閃耀在其詩詞之中。

              通俗放賢聲。與何叔衡在湖南自修大學共事過的熊瑾玎曾寫過一首詩,“新民倡學會,通俗放賢聲。階級成仇憾,船山作斗爭”,反映的正是何叔衡早年傳播先進思想、鼓勵青年追求進步、為革命“大家”積極培養人才的事跡。

              1918年4月,為將愛國人士組織起來,更有力地傳播新思想,毛澤東、何叔衡等人組建了進步團體——新民學會。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為更好培養黨的青年革命干部,何叔衡等人還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夏明翰渴望參加革命,但經常遭到祖父夏時濟的阻攔。何叔衡知道后,不僅幫他逃出家門,還推薦他到湖南自修大學學習,并鼓勵他拋下顧慮,全身心投入革命事業。為此,何叔衡還贈詩一首“神州遍地起風雷,投身革命有作為。家法縱嚴難鎖志,天高海闊任鳥飛”。

              受此勉勵并經過一段時間學習后,夏明翰提出了入黨請求。何叔衡問他為什么入黨,夏明翰表示,“我這樣做只是為了犧牲一個舊我,迎來一個新我,使自己能夠為工農的翻身和人類的解放奮斗終身”。聽罷,何叔衡進一步引導他,“一個人如果懷著對個人有什么好處的動機入黨,這是對共產黨的一種玷污,是一個共產主義戰士的奇恥大辱”。深受鼓舞和啟發的夏明翰從此走上了為黨工作的道路,并逐漸成長為一名優秀的革命干部。

              除此之外,湖南自修大學及其附設補習學校還吸收了楊開慧、姜夢周、毛澤覃、陳賡等學員,為黨輸送了大批優秀人才。這些新生革命力量的涌現不禁令何叔衡感慨,“匯人間群書博覽者,何其好也;集天下英才教育之,不亦樂乎”。

              平日能謀更善斷。在促進革命“大家”發展的過程中,何叔衡還擅于爭取個人“小家”在內的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正如蕭三曾評價的,“作事不辭牛荷重,感情一堆烈火騰。平日能謀更善斷,赤膽忠心無與倫”。

              1921年8月,從上海參加完中共一大的何叔衡回到湖南開展地方建黨和工運活動。孫中山正在考慮舉行北伐,如果能促成北伐取道湖南,并借助孫中山等人的力量打倒湖南軍閥,不失為推進湖南革命發展的一個好辦法。因此,何叔衡主動聯系何梓林,希望通過他聯系上孫中山。

              何梓林是何叔衡的堂兄,是何叔衡個人“小家”的一分子。受何叔衡影響,何梓林從少年起就一心報國,并考入軍校、進入軍隊、加入同盟會。在了解到何叔衡的想法及湖南的現狀后,他立即促成了何叔衡與孫中山的會面。會面時,何叔衡不僅表達了對北伐的支持,還愿意在湖南開展廣泛的宣傳和動員工作,為北伐軍的到來打好群眾基礎。何叔衡的謀略和智慧得到了孫中山的肯定。

              同時,為實現北伐勝利,何叔衡還鼓勵何梓林為民眾而戰,并賦詩“胸羅紫電,氣吐長虹。騎馬試劍,自西徂東。其蹄何疾,得意春風。犁庭掃穴,痛飲黃龍”。受到激勵的何梓林帶著一腔報國熱情開始了戰斗,但不幸于1922年在福州外圍水口與北洋軍閥部隊激戰時,中彈犧牲。作為家屬,何叔衡接受了孫中山和廖仲愷為堂兄親筆書寫的挽辭“為國捐軀”“氣壯山河”,并表示將繼續為革命事業奮斗,一如之后廖仲愷被刺身亡時他堅持的,“所悲未竟平生志;奮斗唯期后死人”。

              此生合是忘家客。在蘇區工作的3年多,是何叔衡生命的最后階段。其間,他全身心投入蘇區的工農檢察、內務、審判等工作,為革命“大家”奮斗到最后一刻,用行動為個人“小家”樹立榜樣。

              1931年8月之后,由于上海的斗爭形勢日益緊張,黨決定讓何叔衡轉移到蘇區。臨行前,何叔衡找到女兒何實山、何實嗣等人,對他們作最后的叮囑。何叔衡念起1928年6月他去蘇聯留學時路過哈爾濱寫下的一首詩,“身上征衣雜酒痕,遠游無處不消魂。此生合是忘家客,風雨登輪出國門”。這首詩改編自陸游的《劍門道中遇微雨》,表達了詩人從陜西南鄭前線被調至四川成都時對國家命運的憂愁。而當時的何叔衡也即將遠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但想到國內的家人和時局,他又充滿了不舍和擔憂,因而不禁與陸游產生共鳴。但比起陸游“此身合是詩人未”的無奈與憂傷,何叔衡對自己“忘家客”身份的選擇充滿了革命者的堅定和果敢。

              而這一選擇是何叔衡早已立下的。何叔衡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畢業后,父親和妻子都希望他能夠回鄉教書,安穩一生。但何叔衡卻認為不應只顧個人“小家”的安樂,而應該用行動去改造社會,為革命“大家”奮斗。因此,他在給義子何新九的回信中申明了自己愿意為民族復興舍棄個人“小家”的想法,“我絕對不是我一家一鄉的人,我的人生觀,絕不是想安居鄉里以求善終的;絕對不能為一身一家謀升官發財以愚懦子孫的”。自此之后,何叔衡走出家門,長期為革命奔走,與家人大多時候只通過書信來往。

              因此,在難得見面又即將長期分別之際,何叔衡再次向親人們表明“革命者就是要抱定舍身忘家的決心”,不僅希望得到親人們的理解,還期盼他們能像自己一樣做一個不怕死的黨員。臨別時分,何叔衡還慰勉兩個女兒,“你們將來也會有機會到蘇區的,那時我們又會在一起的”。但這一別,卻是永訣。

              1935年2月,何叔衡在轉移過程遭遇敵人重重包圍。危急時刻,年事已高的何叔衡不愿連累大家,就對同行的鄧子恢說:“子恢,我不能走了,我要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說完便縱身跳下懸崖。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這位“忘家客”依然在為戰友和革命考慮,全不將個人的安危和得失放在心上。他的才華、為人及對革命的一腔赤誠令人敬仰,他的正身、律己及對家人的言傳身教令人肅然起敬,正如謝覺哉所稱贊的,“叔衡才調質且華”“臨危一劍不返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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