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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骨銘心的記憶——記董必武與李漢俊的情誼

        發布日期: 2022-07-01 來源: 百年潮

         田子渝

           李漢?。?890—1927),原名書詩,又名人杰,筆名汗、瀨石、先進、均等。1902年12歲時東渡扶桑求學。1918年7月東京帝國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同年底回到上海,與二哥、辛亥革命元勛李書城同寓。

          在日本留學期間,正是日本大正時代,社會主義思潮迅速傳播,李漢俊深受影響,信仰馬克思主義。他回到上海,初登輿論平臺,就彰顯出科學社會主義的立場。1919年8月,他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怎么樣進化?》(《星期評論》第11號)就是運用唯物史觀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論述,成為中共第一代紅色媒體人,2年的時間就在報刊上發表了100余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他比董老小4歲,但思想上卻對董老影響甚大,成為董老走上共產主義道路的引路人。盡管世事滄桑,李漢俊境遇跌宕起伏,但他們患難與共、并肩戰斗的革命友誼卻保持終身。

          初識申城

          董必武,生于湖北黃安(今紅安)一個清貧的教書人家,從小受到傳統的儒家教育,17歲時中考,但風雨如晦的社會沒有使他沿著求功名的仕途走下去,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爆發,他毅然割掉了辮子,從家鄉趕到漢口,參加陽夏保衛戰。民國初,他追隨孫中山,為了民主共和,兩次坐牢,兩次亡命日本。

          1918年他應鄂西靖國軍總司令蔡濟民(1886—1919)的邀請,到湖北利川,擔任鄂西靖國軍秘書,投入反對北洋軍閥的戰役。1919年1月28日,在護法軍內訌中,蔡濟民被川軍唐克明、方化南殺害。董必武十分悲痛,受同事委托,與同鄉張國恩(1880—1940)赴上海向社會各方申述,替蔡濟民討回公道。他在老朋友、辛亥革命名士詹大悲(1887—1927)的引薦下,拜訪了孫中山,希望獲得孫中山的支持。但孫中山除了表示同情外,也無辦法。這讓董必武大失所望,反思革命,認為不能再走利用軍閥打軍閥的老路,革命要從頭來。

          但新路何在?他陷入極大的苦悶中。此時,經過詹大悲的介紹,董必武、張國恩認識了住在附近的同鄉李漢俊。這四個湖北佬幾乎天天見面,熱烈討論救國新路。李漢俊成了他們的思想中心,向他們介紹十月革命和蘇俄的情況,推薦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和日本進步雜志《黎明》、《改造》等。董必武等抱著濃厚的興趣認真地閱讀。

          他們的生活是清貧的,有時連吃飯的錢也沒有,一次詹大悲將自己衣服和蚊帳也拿出去典當,與董必武共穿一件長衫;但他們的精神生活卻是非常豐富的,廢寢忘食地學習,一心一意地讀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領略其中精義。

          他們經歷了五四運動的洗禮,看到人民群眾的革命力量,備受鼓舞。董必武、張國恩決定回到湖北,先辦報紙,為人民說話。但他們身無分文。8月13日詹大悲致函孫中山:“先生大鑒:上回從夔府來董君用威, 因為蔡濟民一案來到上海,想上海各方面替蔡案主張公道,住了幾個月,現在才將蔡案證據印好,急于回利夔去,但是一錢不名,要求先生給他100元供他回利夔,這件事情先生允許嗎?董君為人是很好的,若是有旁的法子可想,決不會拿這件事來煩先生,先生的意思,怎樣辦法?請告訴孫鐵人君來說一聲。前天同先生說組織《漢口新報》的事,現在送上一份印刷品,請先生指教?!睂O中山接到信后,送了100元給董必武。

          董必武、張國恩回到武昌后,辦報紙卻無法實現,又計劃辦學校,培養進步青年。但殘酷的現實,使他們屢受挫折,報國無門。憂思國難的情感和一時找不到改變環境辦法的焦慮使董必武陷入極大苦悶之中,于是寫信給李漢俊,訴說自己的心情。

          10月6日,李漢俊寫了一封1.5萬字的回函,用唯物史觀剖析經濟、政治制度與文化教育的關系,指出只有實行根本制度上的改造,文化教育等上層建筑的弊端才能得到根本解決。教育與社會是局部與全局的關系。通過李漢俊,董必武在革命的實踐中,思想發生了徹底的改變,“遵從馬列無不勝,堅信前途會伐柯”。

          1920年夏,李漢俊與陳獨秀等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個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接著李漢俊寫信給董必武,請他在武漢成立黨的組織。陳獨秀也派鄂人劉伯垂(1887—1936)回到武漢,劉與李漢俊介紹董必武加入共產黨,籌建武漢地區黨的組織。

          1921年7月,董必武與陳潭秋作為湖北早期黨組織的代表,來到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李漢俊與董必武受會議委托,向共產國際起草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報告,詳細匯報了這次改變近代中國命運的意義深遠的會議。

          戰斗江漢

          1922年,李漢俊回到武漢,從事工人運動,參加了1923年的京漢鐵路大罷工,遭到直系軍閥的通緝,避難北京。非常遺憾,此時他與陳獨秀、張國燾等人的矛盾進一步加深,于這年5月5日意氣用事地給中共中央寫信脫離了共產黨。下半年,他回到武昌,在武昌高師執教,繼續宣傳唯物史觀、社會主義。

          1924年國共實行了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反對北洋軍閥的國民革命狂飆。董必武主持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的工作。他向李漢俊伸出熱情之手,介紹他參加國民黨。李漢俊主動與中共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與詹大悲等團結在董必武周圍,成為堅定的國民黨左派。

          1926年8月21日,以董必武為團長、李漢俊為副團長的湖北各界代表團抵達長沙,熱烈歡迎北伐軍。他們參加了在湘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和湖北、湖南兩省的國民黨省黨部執行委員的聯席會議,討論北伐軍進攻武漢,以及武漢解放后政權建設問題。

          10月10日,北伐軍解放武漢后,董必武與李漢俊以飽滿的革命熱情投入到新政權的建設中。李漢俊是董必武主持的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的重要成員。他倆參加湖北省政府,均為省政府委員,董必武兼農工廳廳長,李漢俊兼教育廳廳長。他們相互配合,推動湖北的革命形勢向前發展。

          1927年2月20日,武漢國民政府第一所綜合性大學國立武昌中山大學開學,李漢俊是負責人。為了加強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學校專門成立了政治訓練委員會,李漢俊聘請董必武擔任委員。董必武主持的湖北省中小學校教師黨義研究班,請李漢俊教授《社會學大綱》等課程。同年初,蔣介石挑起了遷都之爭,破壞國共合作。武漢掀起了“提高黨權,反對獨裁”的斗爭。

          2月19日,湖北省國民黨省黨部執監會召集武昌、漢陽、漢口各級黨部聯系會議,董必武出席大會,李漢俊作政治報告。李漢俊義正辭嚴地說:“中央遷鄂是在廣東經全體中央執委議決者,在外交軍事政治黨務各方面均屬必要,若推翻原案,不僅違背多數黨員的意志,且違背客觀的事實及人民的要求,吾們要破除封建制度,必須力量集中于最高指導機關,以運用大多數的意志,決不能依照少數人的自由意志,否則非民主集中制,乃個人獨裁,如此不僅違背本黨的總章,且破壞了黨的生命?!彼栒偃h一致努力,反對獨裁。

          24日,董必武、李漢俊一起出席武漢三鎮各級黨部黨員大會,到會20余萬人。董必武以大會主席的身份致辭,一一列舉國民黨右派破壞革命的罪行,嚴正指出:“這都是黨的病象,都是老朽昏庸的反動分子把持操縱的結果。所以我們要實行黨的民主化,鞏固黨的威權,打倒一切封建勢力?!?/p>

          6月22日至26日,國民黨湖北省第一次省市縣聯席會議召開。會上,汪精衛代表國民黨中央講話時,再次對省黨部橫加責難。李漢俊作為會議總主席,針鋒相對地充分肯定省黨部的工作,對農工運動大加稱贊,指出農工的力量是革命的基礎,是革命政權的基礎。要鞏固政權就非武裝農民不可。農運中出現的偏差,主要是因為鄉間政權混雜了土豪劣紳等不良分子;至于阻擾稅收問題,也不全然是“人民幼稚”,有些是官吏貪污所引起的。他要中央政府建設真正的廉潔政府,建立健全的鄉村自治。

          7月,汪精衛步蔣介石的后塵,發動了反革命政變,武漢一片恐怖。在這個關鍵時刻,李漢俊、詹大悲與董必武保持聯系,董老語重心長地說:“這次黨的撤退,沒有布置后衛,原來同黨合作的人,要留下來做點工作?!彼麄冏裾斩系闹甘?,想盡辦法,利用合法的身份,保護了一些中共黨團員,與國民黨右派作斗爭。同年底,桂系軍閥(西征軍)進攻武漢,李漢俊、詹大悲欲去日本,與董老商量。董老很不贊成,認為他們不應該隨便離開革命戰線,鼓勵他們利用特殊的身份堅持斗爭。

          11月中旬,西征軍攻占武漢后,李漢俊與詹大悲等以省市黨部改組委員會的名義,發動群眾與西征軍抗爭。西征軍控制的國民政府明令通緝他倆。李漢俊與詹大悲躲匿漢口日租界,與董必武相鄰。

          12月16日,報上披露董必武藏在日租界。李漢俊、詹大悲聞訊,立即派人到董老住地,叮囑摯友特別小心。董必武反而關照他們:“你們危險比我大,請格外小心?!惫怀龆纤?,當天下午,西征軍政府與日租界當局聯手,派軍警到李漢俊、詹大悲的住地將其逮捕,于17日將他們槍決。

          深情懷念

          李漢俊人生之途波瀾曲折。詹大悲、李漢俊遇難第二天(12月18日),董必武在報上看到噩耗后,悲痛欲絕,不顧個人安危,搜集詹大悲、李漢俊的資料,不久化裝避難日本。

          1928年3月初春,董必武在日本京都,用了10個夜晚的時間,撰寫了回憶詹大悲的紀念資料,全文約1萬多字。資料記錄了他與詹大悲、李漢俊的戰斗友誼,以及他們遇難前后的情景。每行文字飽含著董必武對戰友無限緬懷的深情,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事情,特別是詹大悲、李漢俊在大革命失敗后,與黨保持聯系的事實,為后人正確評價他們在大革命失敗后的行為提供了權威證明。

          1937年,斯諾前妻、記者尼姆·韋爾斯采訪董老。董老在采訪中稱贊李漢?。骸拔逅倪\動后,我開始考慮是否能找到革命的新策略和新方法,我同朋友們討論了這些問題,恰好一名叫李漢俊的中國學生從日本回國。在日本,他閱讀了許多馬克思主義著作,他向我們介紹了這些著作,從而使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發生如此濃厚興趣?!薄拔业鸟R克思主義老師,計劃在上海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并到武漢同我們商量。我決定參加,并負責籌組黨的湖北支部的基礎?!边@是董必武第一次對媒體講述自己走上共產主義道路的經歷,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李漢俊不是機會主義者、合法馬克思主義,而是宣傳、實踐了馬克思主義;他不是反對建立中國共產黨,而是積極籌建了黨。

          1952年,新中國開展大規模調查烈士并發放烈士證活動。3月,中南軍政委員會民政部為確認詹大悲和李漢俊的烈士資格,向時任政務院副總理的董必武去函。4月2日,董必武回函,并出具證明。

          據此,1953年8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簽發了0011號“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上面寫到:“查李漢俊同志在革命斗爭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p>

          1956年8月15日,董必武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陳模采訪時,再次緬懷了李漢俊。1961年,他在與時任秘書田海燕作自述性的回憶時,多次談到李漢俊,充滿了對自己的馬克思主義老師、入黨介紹人李漢俊的無限深情。

          如今董老留下的談話記錄,留下的回憶手稿,留下的證明材料,仍然是那樣清晰,無不凝聚了董老對李漢俊、詹大悲的深情厚誼。

          來源: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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