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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襄西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立鞏固發展看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與作用

        發布日期: 2022-07-08 來源: 《地方革命史研究(2022年第1期)》

        望開國

          襄西,指長江以北,襄河(漢水流經襄陽以下河段)以西,包括荊門、當陽、遠安、南漳、??档瓤h和鐘祥、宜城、江陵、宜昌、枝江、宜都等縣的江北、河西地區。襄西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開辟、創建,是在1940年五、六月份日軍發動“宜昌作戰”期間,根據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的指示和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司令員李先念的部署開展的,并得到了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朱德等的肯定和關懷。襄西抗日民主根據地自1940年12月正式建立,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歷時近五年。它象刺向侵占宜昌日軍腦后的一把鋼刀,造成日軍西犯或東撤都受到嚴重威脅,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戰場,顯示了戰略地位極為重要,成為鄂豫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伸向鄂西的前哨陣地、西部屏障和外圍。

          這塊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從武裝開辟時起,始終處在日偽頑軍嚴重“三角夾擊”之中,且比鄂豫邊區在華中抗日根據地中更是孤懸敵后。它之所以能在這種嚴重的局勢中,經受住長期的嚴峻考驗,一直堅持戰斗到全國抗日戰爭勝利,作出歷史性的貢獻,正是由于中共襄西組織及其領導的軍隊、地方人民武裝,在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朱德等肯定和關懷下,在中共中央中原局和鄂豫邊區黨委、新四軍第五師的正確領導下,始終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同人民群眾結成了“有血肉一樣的聯系”,并實行了“真正的全民武裝”,使之充分發揮了人民戰爭的作用,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一、中共襄西組織及其武裝在開辟、創建、鞏固、堅持和發展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中,始終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放在首位——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愛戴、擁護和支持

          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宜昌作戰”于1940年5月1日打響。日軍在31日夜突破襄河后,即兵分數路南下和西進,“直指目的地宜昌”。6月7日至12日,日軍先后攻占荊門、當陽、遠安及枝江、宜都等江北地區和宜昌城。日軍攻占宜昌后,即以兩個師團等部和一些特種部隊,分別長期占領宜昌、當陽等襄西地區,并在公路沿線各大小城鎮遍設據點,大肆網羅漢奸、特務,組織維持會、偽政權,收編偽軍,不斷對我黨我軍開辟、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實行“掃蕩”、“蠶食”。加之敵視共產黨的國民黨頑固派軍隊和多股在襄西的國民黨地方土匪武裝,他們擁兵自重、通敵擾民,猖狂與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及人民抗日武裝為敵。國民黨頑固派為達到消滅共產黨的目的,指示頑軍及其地方土匪武裝,不斷對我黨領導的軍隊及人民抗日武裝制造摩擦,并對抗日民主根據地不斷地進行“清剿”。因此,中共襄西組織及其領導的新四軍襄西部隊,從武裝開辟襄西時起,直到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一直處在日偽頑軍嚴重的“三角夾擊”之中。

          早在襄西淪陷前夕,中共荊(門)當(陽)地委根據李先念“向西發展的部署”,將當陽、荊門等縣地方武裝300余人槍分別拉上荊當交界的綠林山和荊(門)鐘(祥)交界的北山,準備開展抗日游擊戰爭。

          襄西淪陷后不久,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司令員李先念等,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中原局“擴大與發展自己的力量”,并根據中原局書記劉少奇“襄西失陷,縱隊發展方向應暫向路西”的指示,進一步作出“向西發展部署”,即于1940年7月初派毛凱率縱隊特務中隊(原中共荊當遠中心縣委于1939年,通過駐遠安的國民黨第33集團軍第77軍副軍長兼179師師長、中共特別黨員何基灃在襄西組建的179師搜索隊)開赴襄西,并與襄西地方武裝會合。首先打擊了石牌周良玉匪部,保護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取得了新四軍在襄西的第一個立足點,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愛戴、擁護和支持,為我黨我軍盡快開辟和發展襄西抗日民主根據地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正如李先念等向中央的報告中說:“我軍在襄河西岸邊緣活動之一個中隊,現仍在該地堅持游擊戰爭,頗受民眾愛戴”,并準備“以三、四個團向襄河西岸、南岸發展”。隨后,李先念等又數次增派部隊挺進襄西,“開展襄西工作”。8月,成立了中共襄西軍政委員會和襄西臨時地委。隨即進行“大的擴軍運動”,“建立新開辟地區的工作”,將襄西地方武裝統一整編為新四軍襄西獨立團,并成立了由當陽縣委領導的荊當大隊等地方武裝。10月,成立了當陽縣四鄉聯合辦事處(亦稱當東區署),標志著當陽抗日民主根據地正式創建,為建立襄西抗日民主根據地奠定了基礎。12月,為“加緊發展襄西的游擊戰爭?!瓌撛旌游鞲鶕亍?,撤銷襄西臨時地委,正式成立中共襄西地委;改組襄西軍政委員會;將襄西獨立團改編為縱隊第八團,并擴大襄西地方武裝;成立襄西行政委員會,并即建立所屬各縣、區、鄉抗日民主政府和群團組織。至此,襄西抗日民主根據地正式建立。李先念等在收到毛澤東、朱德等復電“你們的部署是對的”等指示后,即以縱隊司令部和黨委軍事部的名義聯合發布命令,部署開展游擊戰爭,并指示第六、八團“仍在荊(門)宜(昌)當(陽)江(陵)一帶力求發展”。同時,決定成立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襄西指揮部,“統轄現正在襄西活動的第六、八團及襄西各縣的地方武裝” ,鞏固和發展襄西抗日民主根據地。在此前后,相繼在當陽、鐘(祥)西、荊門等地建立了縣、區、鄉抗日民主政府。后又開辟了江(陵)枝(江)當(陽)新區。

          襄西抗日民主根據地在嚴重的“三角夾擊”中能夠得到鞏固和發展,其根本原因,就是襄西黨組織始終把保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放在首位,并使人民群眾得到實際利益。根據地剛建立不久,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政治部副主任王翰就于1941年初春到襄西檢查指導工作,并制定了“二五減租”(即把原租額減少25%)等保護人民群眾利益的具體政策。根據地在日偽頑軍嚴重夾擊時,襄西各級黨組織廣泛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千方百計保衛根據地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無數次地從敵人手中奪回被搶去的耕牛和糧食等物資交還給受害群眾,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愛戴、擁護和支持。

          二、中共襄西組織造就了一大批在群眾中扎下根的各級領導干部,并使這批干部溶入于廣大人民群眾之中——使襄西黨組織及其領導的軍隊和人民武裝同人民群眾結成了“有血肉一樣的聯系”,并實行了“真正的全民武裝”

          抗日戰爭初期,中共襄西地方組織主要是省委從武漢等地派黨員干部來重建的。最初重建的襄西黨組織,是按照董必武“重建的黨要在農村扎下根,要在貧雇農中扎下根,要聯系上大革命、土地革命時期隱蔽保存下來的老同志”的指示重建的,使重建的襄西黨組織一開始就扎正了根子,找準了依靠對象。同時,根據省委組織部部長錢瑛先“通過抗日群眾運動打下基礎,以建立黨的組織”的指示,在群眾運動中發現積極分子,培養發展了一大批優秀黨員。至1938年夏,襄西普遍建立了各級黨組織。

          武漢淪陷前夕,中共湖北省委“決定創造荊、當、遠據點,以便建立省委機關,領導鄂西、北、中各區組織”,并“決定今后工作主要轉向農村”。隨即,省委代理書記錢瑛隨省委機關從武漢撤至宜昌。在此前后,省委加派干部到荊當遠地區發展黨的組織,壯大黨員隊伍,使襄西廣大干部都扎根并溶入當地廣大人民群眾之中。這批“有民族氣節的骨干”,繼承和發揚黨的光榮傳統,正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和上級黨委的指示,深入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形成了一個個堅不可摧的戰斗堡壘,使得抗日烽火熊熊燃燒于襄西大地。

          中共襄西組織非常注意培養本地干部。襄西黨組織先后選送了一批本地干部到鄂豫邊區洪山公學、抗大十分校等學校深造。后又舉辦了五期干部培訓班。這些干部歸來后,又傳幫帶了更多的基層干部,從而造就了一大批與人民群眾有血肉聯系,有革命精神,有戰爭經驗與工作經驗的本地干部。他們“戰斗”時拿槍,“生產”時拿鋤,運用“勞力和武力相結合”,溶入于廣大人民群眾之中。

          中共襄西組織十分注重依靠、宣傳、組織和發動群眾投入抗日戰爭,使許多青年結隊參加新四軍。如當陽東安等鄉的青壯年,在1941年參加新四軍的就達70%以上。各地出現了許多母送子、妻送郎參軍的動人場面。僅當陽縣在“1944年11月底,當陽(縣)工委成立,不到一個月就動員了800多名青壯年參加新四軍?!笔剐滤能姾偷胤讲筷牭靡约皶r補充和迅速發展,真正做到了“把抗日的武裝力量和地方居民有血肉一樣的聯系起來”,并建立了“根深蒂固的關系”,做到了“真正軍民統一,使軍隊每一個行動都得到居民的援助與支持” 。

          中共襄西組織實行了真正的全民武裝。中共襄西地委、襄西指揮部及荊當大隊,根據李先念“加緊進行長期斗爭的準備” ,“增加離開生產之部隊”,“增加不脫離生產的民兵”,“實行真正的全民武裝”等指示,將荊當大隊三次成建制的編入新四軍正規部隊,荊當大隊又三次從各鄉抗日游擊武裝中得到充實,重新組建。同時,襄西各地普遍成立了半脫產和不脫產的人民武裝。僅當陽縣到1942年5月,全縣就成立了13個鄉聯隊。這些人民武裝成為“擴大與鞏固”的“半正規性的地方武裝”或“真正成為完全群眾的武裝組織”,使之實行了“真正的全民武裝”,使黨與人民群眾匯成了強大的抗日洪流,構筑了襄西敵后抗日游擊戰場堅不可摧的銅墻鐵壁。

          三、中共襄西組織及其領導的軍隊與襄西地方人民武裝、廣大人民群眾緊密結合,并肩同敵戰斗——發揮了人民戰爭的威力

          中共襄西組織所領導的新四軍正規部隊縱隊第六、八團(1941年4月改編為第五師第43、45團)和后來新組建的獨立第33團(這三個團大都是襄西籍的子弟兵)及荊當大隊與襄西廣大人民群眾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真正地“把抗日的武裝力量和地方居民有血肉一樣的聯系起來”,并建立了“根深蒂固的關系”。在同敵戰斗中,都是新四軍正規部隊與襄西地方武裝、廣大人民群眾密切配合,并肩同敵戰斗,使之充分發揮了人民戰爭的威力。

          中共襄西組織始終堅持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大膽靈活運用人民戰爭敢打敢勝,并不斷地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學習組織武裝力量和黨對武裝的領導,真正將‘黨員軍事化’的口號,變成實際的行動”,取得了周家集反日偽“掃蕩”殲滅戰和當陽得勝山阻擊戰、花園沖伏擊戰等勝利,受到了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首長的好評:“襄西方面最近與敵寇打了幾仗,影響很大” 。

          中共襄西組織深入發動群眾和組織、依靠群眾,充分發揮人民戰爭的威力。其突出特點:一是建立群眾性的情報網,掌握對敵斗爭的主動權。襄西黨組織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面對日偽頑軍嚴重夾擊的形勢,根據鄂豫邊區首長“地方黨應首先去建立敵區工作,在敵人據點內和周圍建立秘密的群眾組織及黨的組織”,“以備在突然事變發生時,能迅速沖破對方之進攻,而堅持并鞏固現有的陣地”等指示,即抽調一批精明強干的黨員干部和革命青年打入日偽組織中,逐步建立了龐大且十分嚴密的情報網。使這個由共產黨的優秀分子為骨干組成的群眾性的情報網絡,成為根據地的“千里眼”、“順風耳”。因為情報準確,轉送及時,使得日軍出動尚在備馬,根據地內就已防備就緒;所派奸細還未出發,根據地早已安排好捕捉計劃。因此,襄西抗日民主根據地雖處在敵人的淺后方,又無深山大澤作依托,面對強大的日軍,不僅未被“吃掉”,反而更加鞏固和發展。二是發動群眾站崗放哨,開展群眾性的除奸清匪防特斗爭。根據地每個鄉,普遍成立了除奸隊。在除奸清匪防特斗爭中,大都采用秘密跟蹤,在摸清情況和活動規律后,待機抓捕,視情由根據地抗日民主政府審判鎮壓,或布告周知正法,或就地處決,清除了根據地的隱患。三是以主力部隊展開游擊戰爭和大規模的組織群眾開展反“掃蕩”、反“蠶食”斗爭相結合。戰爭時,為防敵人報復給人民群眾利益帶來損失,盡量將部隊拉到敵占區進行。在反“掃蕩”、反“蠶食”斗爭中,以主力部隊和地方武裝緊密配合,同敵展開游擊戰爭,狠狠的打擊敵人,并在戰斗中不斷地“奪取敵人的武裝來武裝自己”。同時,大規模地組織和發動群眾,開展反筑路、破壞公路和拆毀電話線、電線桿等斗爭。如1941年四、五月間,發現駐淯溪日軍經常乘汽車沿淯(溪)(河)溶公路到腳東一帶“掃蕩”。當陽縣委即發動群眾,乘黑夜毀壞了到腳東的卷橋和平橋,并將萬壽山至腳東的公路全部挖斷。在反筑路和拆毀電話線等斗爭中,僅1944年,迫使日軍放棄了修筑麻城鋪至后港公路的計劃,并在9月組織荊當地區數千民眾和部分地方武裝,一夜之間破壞了荊門至沙市、沙市至河溶的公路,拆毀了電線、電桿,極大的震驚了日軍。為此,偽當陽縣黨部主任黃麗堂因懼怕日軍處治而逃離當陽。不久,偽當陽縣縣長傅作楫、偽淯溪區區長周鵬南等,因懲辦民夫“不力”被日軍撤職。襄西抗日民主根據地軍民緊密結合,并肩同敵戰斗,充分發揮了人民戰爭的威力,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而襄西抗日民主根據地,不但未被日偽軍在“掃蕩”、“蠶食”中消失,反而更加鞏固,并得到發展。正如當時李先念等在《襄西組織武裝狀況》中所說:“我襄西已開辟的大塊地區”,“有黨員八、九百以上,經濟亦可自給,其他江陵西北、當陽西南、遠安東部、官城南部等地的組織,均由該各縣委領導,我在基本區威信相當高”。

          綜上所述,襄西抗日民主根據地能在日偽頑軍嚴重的“三角夾擊”中建立、鞏固、堅持和發展,是中共襄西組織正確貫徹執行中央軍委、中共中央中原局和鄂豫邊區黨委、新四軍五師的指示,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始終把保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使襄西黨組織及其領導的軍隊、地方武裝真正同人民群眾結成了“有血肉一樣的聯系”,并建立了“根深蒂固的關系”,實行了“真正的全民武裝”,充分發揮了人民戰爭的威力,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戰爭年代黨同人民群眾結成了“有血肉一樣的聯系”,終于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以史鑒今,對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加強黨的建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行力,率領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和重大的現實意義。

          來源:《地方革命史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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